1913年我父亲生于天津，幼年家境贫寒，我爷爷三十多岁就去世了，奶奶二十七八岁守寡。父亲十三、四岁不得不辍学在外打工、养母，直到我的奶奶八十四岁去世，一直侍奉左右。父亲少年时喜欢京剧，是天津小有名气的少年票友。天津一报刊写道：“据鲍老云：新近有一津市票界下海熬艺者曰李宗义者，其嗓奇佳无比，且响堂挂味远宗跛刘（鸿昇），近取高老（庆奎）；并兼汲汪大头又老譚法乳。其偶歌《探母》、《斩子》、《战合肥》及《失街亭》等剧，有惊人之处……”

 

　　三十年代，我父亲拜王庾生、鲍吉祥两位先生为师，此二老为我父亲后来正式下海、成为专业演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怹生前曾对我说自己不是高派，只是大家如此评说而已。怹对好的老生戏都学、唱，谭、余、马等流派他都很喜欢。三十年代初，怹有幸认识了高庆奎先生，那时高先生嗓子有病很少演出，怹非常喜欢我父亲，有意收怹为徒，后由于鲍先生讲“如果拜了高先生，你我的辈分就不好论了”方才作罢。但鲍先生不反对我父亲向高先生学戏，高先生也尊重鲍先生的意见，对我父亲仍然像带徒弟一样倾囊教授。听父亲讲：三十年代末期，和高先生在一个八仙桌上吃饭，高先生讲话时，旁人已经听不清他的声音了。

 

　　至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根据天津、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报纸的记载，不难看出我父亲当时已学演数十出老生戏了。报刊上不但称怹为‘铁嗓钢喉’，还赞其‘文武兼备’。仅从1942年至1946年期间，由这些演出报道粗略一算，父亲每年的演出场次平均要在四、五百场以上，常演剧目有：《四郎探母》、《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捉放曹》、《桑园会》、《击鼓骂曹》、《珠帘寨》、《李陵碑》、《群英会》、《清官册》、《战太平》、《一捧雪》、《红鬃烈马》、《天雷报》、《法门寺》、《龙凤呈祥》、《七擒孟获》、《奇冤报》、《打渔杀家》、《连环套》、《珠痕记》、《伐东吴》、《哭灵牌》、《苏武牧羊》、《宝莲灯》、《盗魂灵》、《斩黄袍》、《断臂说书》、《坐楼杀惜》、《三娘教子》、《汾河湾》、《御碑亭》、《临江驿》、《四进士》、《赵五娘（扫松）》、《失·空·斩》、《白蟒台》、《黄鹤楼》、《状元谱》、《辕门斩子》、《逍遥津》、《雁门关》等戏。一周内至少有三至四天演日夜两场，而且一天演三、四个主要角色也是常有的事。另据上海报纸的演出广告载，仅以1942年10月份演出为例，10日：日场《珠帘寨》，夜场《四郎探母》；11号：日场《桑园会》、《连营寨》，夜场《红鬃烈马》；12日：夜场《法门寺》、《龙凤呈祥》（前乔玄 后鲁肃）；13号：《杨家将》（前杨继业 后寇准）；14号：《一捧雪》（前莫成 中陆炳 后怀古）；15号：日场《宝莲灯》、《打渔杀家》，夜场《群英会》（前鲁肃 后孔明）……

 

　　由于父亲嗓子好，按行里话说就是‘没挡儿’，老旦戏《钓金龟》、《遇后龙袍》等戏也都成为怹的代表剧了。1946年5月在上海天蟾舞台连演数天整本《雁门关》，怹居然饰演老旦佘太君，班世超饰演孟金榜、吴富琴饰演蔡秀英、张春华饰演杨宗保、张云溪饰演杨六郎、白玉微饰演萧太后、高维廉饰演杨八郎、郑冰如饰演青莲、高雪樵饰演岳胜、钱元通饰演杨四郎、董芝蘭饰演碧莲、金少臣饰演孟良、王玉让饰演焦赞。

 

　　1942年9月26日的上海报刊评论:“李宗義是老伶公鲍吉祥之徒，造诣已深有根底，嗓子之衝时伶中几无其敌。”由此可见当时演出的盛况，父亲的嗓子及在舞台上的表现于当时已声名鹊起，我作为父亲的儿子看到这样的资料时，惊叹和感慨之中，更多的是钦佩！

 

　　从梨园工会记载的资料看，当时有名有姓的角儿，无一不是会员。四十年代初叶，父亲经人推荐参加梨园工会时，工会的参审人员几乎是戴着木头眼镜或者说是显微镜看我父亲这位名不见经传的票友下海者之入会演出，连演几场后，评审人员异口同声拍手叫绝，全体同意怹入会。

 

　　在当时的年代，艺人要生存全靠真才实学。科技尚不发达，没有什么话筒音响等设备，台上的演员全凭实力看真格的，想要以假唱、对口型来蒙哄观众是根本不行的，更不可能靠三、 五出戏演一辈子。前辈老四大须生如果赶上今天有麦克风，省气省力，估计能多活二十年！

 

　　旧社会艺人的社会地位不高，为生存、为养家糊口、为尽孝道、为改变人生而不得不屈服于现实，甚至周旋于军阀、达官贵胄间，有着不为人知的心酸。老四大须生中余、言、高刚五十出头就相继去世了，我想多是因为这些好角儿在年轻时艺涯坎坷，过早的将气血用尽，所以艺术生命也那么短暂。

 

　　曾有一位戏迷跟我讲：“看四十年代的上海报刊，李老与南北当红的名角儿在不同的剧场同时演出，大有擂台对峙之势。开始上海当地名角儿登在报上的名字比演的戏名还大，可几日之后，不但登的名字越来越小，没过一周，连人带戏都不见了。李先生久占上海数月，而且不断地更新戏码。”当时亦有报刊登1943年10月13日，黄金舞台，杨宝森演《法场换子》；天蟾舞台，马连良演《群·借·华》；更新舞台李宗義演《一捧雪》。1943年10月14日，黄金舞台，杨宝森演《奇冤报》；天蟾舞台，马连良演《范仲禹》；更新舞台李宗義演《盗魂灵》。1943年10月15号，黄金舞台，杨宝森演《四郎探母》；天蟾舞台，马连良演《范仲禹》；更新舞台，李宗義演《盗魂铃》。1943年10月16号，黄金舞台，杨宝森演《大·探·二》；天蟾舞台，马连良演《春秋笔》；更新舞台，李宗義演《四郎探母》。1943年10月20号，黄金舞台，杨宝森演《琼林宴》；天蟾舞台，马连良演《四进士》；更新舞台，李宗義演《杨家将》。1943年10月21号，黄金舞台，杨宝森演《杨家将》；天蟾舞台，马连良演《四进士》；更新舞台，李宗義演《盗魂铃》。1943年10月22号，黄金舞台，杨宝森演《杨家将》；天蟾舞台，马连良演《苏武牧羊》；更新舞台，李宗義演《盗魂铃》。1943年10月23号，黄金舞台，杨宝森演《失·空·斩》；天蟾舞台，马连良演《苏武牧羊》；更新舞台，李宗義演《战太平》。

 

　　1944年7月30日上海申报记载，天蟾舞台庆祝复兴节收回租借地周年纪念大义务戏公演，演出剧目：《群·借·华》，当天的演出阵容为：裘盛戎饰黄盖、姜妙香饰周瑜、周信芳饰鲁肃、李宗義饰孔明、刘斌昆饰蒋干、王泉奎饰曹操、张翼鹏饰赵云、林树森饰关羽，群贤毕至，都可谓是南北当红的名角儿。

 

　　戏曲电影报曾载有一篇沈兆熙先生所著之《丘八看蹭戏》的文章，十分详细的描述了我父亲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南京的几次演出，以及他的观剧感受：“一九四三年春节前夕京剧老生李宗义来南京演于新街口大华电影院，旦角李玉芝为其挎刀。贴演《四郎探母》、《大·探·二》……翌年李宗义与陆蕊芳、蕊芬姐妹来南京演于朱雀路的明星大戏院。海报冠以“铁嗓钢喉，谭派正宗须生”。这次阵容坚强，里子老生钱元通，武生袁金凯，架子花脸王玉让，铜锤花脸金少臣，丑角慈少泉及袁金绵、方世泰等。我这“丘八”，每周日下午可以享受“慰问军警专场”演出，进出自由，于是就白看了两次日场。一次是李宗义、陆蕊芳的《游龙戏凤》,一次是由李宗义扮演萧恩，陆蕊芳扮演桂英，王玉让的倪荣，钱元通的李俊，慈少泉的教师爷（便装教师爷）等的《打渔杀家》。全堂用淡蓝式守旧……面临明星大戏院近在咫尺的“游乐场”上演的是南方某某某的《打渔杀家》观众寥寥。“丘八”们都说要看京朝派名角儿的戏。这天看戏之前，我到后台看化妆，以睹真面貌为快。只见李宗义身着马裤呢大衣抱着一个孩子来后台，（是否是其公子李光？）站在一旁的钱元通很礼貌地将孩子抱过，李老开始化妆。我所在单位晚间因不准外出，很多精彩的夜戏，如李宗义反串康氏《吊金龟》，全本《金沙滩》中的前令公，后寇准，不得一睹只能从报的广告中过瘾了。李宗义第三次来南京（一九四六年）我这“丘八”离南京去苏南吴江谋职。时值炎暑，散场我宁愿在新街口广场宵夜，也要去地处新街口“中华剧场”去看一场《失空斩》。当天前场是章逸云、储金鹏的《得意缘》，大轴是《失空斩》。李宗义扮孔明……是晚，挂着数盏小宫灯，黄缎的大守旧，气派华丽，全场客满。我虽是楼座十排，在无音响设备的条件下，李老的声腔，字字句句入耳入脑，觉得这是我这个‘丘八’戏迷平生最大的一次享受。”

 

　　另天津的报刊，也曾载有张学良之弟张学铭将军看完戏当场为父亲题字‘艺术绝伦’。

 

　　孟小冬先生曾回忆四十年代一次去鲍吉祥先生家时，刚要进门，忽听院内传来吊嗓之声，‘高音立、中音堂、低音苍’，吐字讲究、韵味纯正，更另她惊讶的是，这位吊嗓者相貌如此出众。京城有这样优秀的好角儿，自己一个坤角儿在京城立足，来之是何等不容易呀……孟小冬先生在自豪中表达了对父亲的好印像。

 

　　张春华先生在回忆我父亲时说：“哎呀，你父亲唱的《斩黄袍》真棒呀！味儿太足了，那真是金嗓钢喉，51年我们在上海，他晚场3个半小时的《江汉渔歌》，白天不休息还去踢球，礼拜天他日夜两场《江汉渔歌》……我们俩合作的年头儿太长了，交情不一般呀，我想他呀！”

 

　　有一位好朋友也经常和我聊起父亲，他说：“老爷子1950年中国京剧院建院时就任主演，而且给予高工资及丰厚的待遇，六零年初梅先生恢复梅剧团又把怹请走了，（后梅剧团归了北京京剧院）一个票友下海的艺人能在艺术家如云的两大院团立住，可见老爷子台上的实力！在《梅兰芳舞台生活五十周年纪念大会》的影片上看，李少春、李宗义坐在第一排中间，真风光。”

 

　　我父亲青年时代拼搏，中年时代坎坷，老年时代复出，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怹从二十多岁30年代末期挑梁唱戏，直至1949年经久不衰是不多见的。有句老话“搭班如投胎”，想成为好角儿很不容易，成了角儿还需要好的班底，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我父亲从红极一时的“三李合作”（李宗義、李玉芝、李多奎）到逐渐形成以裘盛戎、傅德威、高盛麟、姜妙香、王玉让、高雪樵、慈少泉、马连昆、茹富蕙、张云溪、张春华、白玉薇、郑冰如、金少臣、王泉奎、班世超、顾正秋、孙正阳、张世桐等人强强联合之局面，与父亲的台缘、人缘是分不开的。一个团体角儿多、戏多，演出种类繁多、色彩斑斓，不停地更换剧目才能产生强大的生命力，好比办公司，没有好项目、没有市场竞争力，命运肯定是短暂的。

 

　　父亲的一生可谓是为京剧艺术而生，是循着成为真正的好角儿而努力的一生，是为戏迷观众热忱服务的一生。怹从一个贫苦童工、少年票友，成长为一名为人们所爱戴的有特色的艺术家，说怹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肯定是不客观的，应该说除去天分外，又有王庾生、鲍吉祥两位名师为怹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经过自己刻苦的磨练，反复学习、反复实践、再学习、再实践，在积累了多年的舞台经验后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成功，怹历经了常人少有的身心磨练，这是一个成才的必然模式，缺一不可。

 

　　近年来，我时而百思不得其解，也曾在心中和父亲对话：“为什么不把您的故事多跟我们讲讲？”怹说：“我的故事很一般。”“您对京剧有贡献”，怹说：“我只是一个演员。”直到今天我明白了，正如怹生前自己所说，演员本不应该有非分之想，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怹老人家就是以实际行动为儿女们做表率呢。

 

　　父亲一辈子事事为别人着想，做了很多善事，在我眼里，父亲是个心怀坦荡、有人缘，善良、爱帮衬人，做人做事很讲义气的大丈夫！那时怹每月的工资在桌子上要摆五、六份之多，我小时候还以为爸爸在玩儿钱呢，其实这些都是给亲戚的，有一次我看见一个人进门就下跪祈求帮助，爸爸二话没说就让我母亲把钱给他……

 

　　和父亲聊天时听怹说过，裘盛戎先生当年家境困难，父亲尽力为他搭桌，在自己的戏班里帮他增加演出机会；高盛麟先生四十年代一度贫困，竟连靴包都没有了，父亲主动帮助他，让自己跟包的将全部《挑滑车》的行头给他用。在四十年代父亲就有提携青年、传帮带之美德，那时正是上海戏校部分学生即将毕业之际，父亲带了顾正秋等人一段时间，同顾正秋演出了《四郎探母》、《大·探·二》、《法门寺》、《打渔杀家》等剧目。顾正秋后为台湾‘梅派’青衣第一人。

 

　　我父亲生前，尤其是老人家晚年，没有得到我们更多的关心和照顾，我们做儿女的真是感到愧疚。是父亲指引我们步入的京剧之路，老人家一辈子也没有向儿女们索求过什么,但我们的成长无不渗透着父母的心血。

 

　　我们兄弟三人都是六十年代先后从中国戏曲学校毕业走向工作岗位的，也程度不同的为京剧事业拼搏了大半生，如今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仍为京剧做着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我个人认为我们弟兄三人绑在一起也无法和父亲相比，因为我们没有走过父亲那崎岖坎坷而又徇烂多彩的艺术道路。父亲生前既是慈父又是我的导师，记得我四岁那年怹就教我《斩黄袍》中“孤王酒醉桃花宫”的唱段，每逢朋友来家聚会，父亲总要亲自操琴为我拉上一段，1958年我也是凭着这个唱段考进了中国戏曲学校。考场上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忆犹新：老师让我唱个歌，我主动要求唱段戏，老师问我什么调门儿，我干脆地回答“什么调门儿都行！”结果大概是[一字调]的调门儿唱了这段“孤王酒醉桃花宫”，我还记得当时有个老师说“最后那句收尾有点冒调。”

 

　　五十年代初，父亲和云燕铭先生在中国京剧院每次演出《秦香莲》时就让我演冬哥。（秦香莲有两个孩子：冬哥、春妹）我第一次上台时也没给我排戏，演到‘杀庙’那场，燕铭姑姑对我说：“一会儿姑姑领你上你就跟着走，姑姑哆嗦你就哆嗦。”上台后我还挺入戏，但哆嗦一会儿俩手就不听使唤了，由快频率变成慢动作了，只剩双手在缓慢的动着，好像没电了一样。两侧台帘里站了好多人看我，大笑的声音我在台上都听到了。我还同父亲到唐山演过这出戏，在火车上吃的串儿鸡蛋现在想起来都美味无比。由于儿时总是把去唐山演出挂在嘴边上，哥哥们经常拿我开心。我和三哥还给父亲演过《逍遥津》中的二皇儿呢，这一晃就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可仿佛就在眼前。

 

　　是父亲带我走上了京剧之路，并教了我很多戏，我后来的艺术生涯应该说是沿着父亲的艺术特色而努力的。由于文革期间十几年没有接触传统戏，后来在恢复老戏的转折关头，是我父亲从《空城计》开始给我重新下掛，《击鼓骂曹》的鼓套子就是父亲那时亲手交给我的。《四郎探母》、《大·探·二》、《三斩一碰》、《红鬃烈马》、《除三害》、《逍遥津》、《将相和》、《打渔杀家》、《奇冤报》、《盗魂铃》等戏也是由父亲亲授。1985年中国京剧院老、中、青艺术家代表团赴香港演出前夕，父亲亲自到人民剧场为我们排练《四郎探母》。排《长坂坡》时厉慧良先生对我说：“宝贝儿，你唱的刘备太水，跟你爸爸再学学。”后来在香港头天打炮戏就是厉先生的《长板坡》，演出效果极好，散戏后厉先生鼓励我说：“嗳，这才像李宗义的儿子。”那次我主演的其它剧目还有：《大·探·二》、《汉宫惊魂》、《闹天宫》、《战马超》等，由于这些老艺术家对我的帮助和教导，在香港我演的几出戏受到了观众热情的欢迎，香港大公报称我为“文武兼备难得人才”，但说真的，比起父亲我还差得太远，我又岂能与老人家的功力同日而语。

 

　　父亲晚年咳嗽痰喘，有严重的肺心病，70岁开始几乎每年都要住院数日，但只要胡琴一响立马就变了一个人似得，张嘴就是满宫满调，说怹是奇才真不过分。我每次回家父亲见到我第一件事就是拿起胡琴来给我调嗓、说戏，怹老人家打心底希望我能接怹的班，将怹几十年的心血由我来延续，我虽没让父亲十分满意，但我努力了，多少学到了一些东西。父亲的戏我只唱了《除三害》、《逍遥津》、《辕门斩子》、《将相和》、《武家坡》等，哎，唱老爷子的戏实在吃力！滋味不好受，老人家的几出拿手戏我真不敢擅动。

 

　　父亲虽然对我报有希望但并不保守，当年从香港载誉归来没几天，‘女篮五号’杨洁先生对我说：“余派传人黄金懋先生要收你做徒弟。”（黄先生是孟小冬先生的徒弟），由于事情突然，我赶紧先和父亲商量，怹毫不犹豫地说“好呀！这是黄先生看得起你，孟小冬的徒弟错不了，名师出高徒，他定有可学之处，跟我学是一方面，要成为好演员还得博采众长。”后来由许姬传先生做司仪, 京津沪及港台很多朋友前来捧场，拜师仪式在前门饭店隆重举行。几年后我又拜了余派传人钱培荣先生。

 

　　父亲这一辈子在台上满宫满调、一丝不苟，犹如一棵青春永驻的松柏，而在台下却是低调做人，从不自吹自擂、张扬浮躁，事事淡然。

 

　　1950年初期为演员定级，参照每人在旧社会时的基本收入及艺术水准，中国京剧院起初给我父亲评定为文艺二级，结果数日后被掉了包，二级换在了别人的身上，领导只一句‘二级三级没太大区别’而作罢了事。（这样的事我也遇上一次，1987年我们这15名被文化部评定的尖子演员，后来工资改革时全部定为一级，当时一位主要院领导却要求我将一级让给一位将要退休的师哥，并称明年定把一级给我，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结果几年后不但没给我兑现诺言，就连那位师哥的一级职称至今也没给他……）

 

　　1956年后父亲一度受到排挤，工作不顺心，长时间没有演出，开始吸烟解烦，不知不觉唱[小宫调]都费劲了，但父亲并未自暴自弃，而是开始每天坚持四点钟起床，有时到北海公园有时在故宫喊嗓。上班时有一位烧锅炉的工人在锅炉房为他吊嗓，经过一年的山后练鞭，才有了初步的恢复。后来耳鼻喉科专家姜泗长先生带领专家小组观看我父亲演出《辕门斩子》，台下大家赞不绝口，而转天集体为我父会诊时却又一个个目瞪口呆，怹声带上竟有小结。令这些专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有此病状，竟还能演唱得这样精彩！这正是靠父亲多年的舞台经验，克服了身体的不适，而将声音和唱腔把握的如此高超。父亲曾对我说：“演员不可能任何时候身体状况、嗓子等方面都如意，舞台上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

 

　　1976年文革末期赶录的《大·探·二》、《斩黄袍》等几出老戏，时间紧，任务重，父亲要是没有过去那连续百场演出的舞台实践，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是不可能的。在录制《空城计》时，怹觉得嗓子使不上劲，反复录了几次自己都不满意，录音师劝他： “李先生改日再录吧。”父亲说：“不，长一个调门儿再试试。”结果长了调门儿后倒一气呵成录完了。文革结束，京剧事业再次点燃新的希望，这也给演员以新的希冀。《三打祝家庄》开始恢复演出，当时剧中一些历史人物未定性，老戏新编，父亲加班加点背词，由于过累险些半身不遂。身体稍有恢复又立即投入排练，上来就将“众将官”念成了“同志们！”大家笑得前仰后合，可我现在想起来却不由得一股心酸，那是特殊时代造成的笑话，演员要是老遇上一惊一乍的事也真折寿。

 

　　父亲一生在艺术上有很多令人惊奇的事情。怹生在天津长在天津，生前念念不忘天津这块沃土对他的培育，不忘对他有过帮助的人，更不忘全国的戏迷观众对他事业上的支持和关心，所以在1984年，我父亲率领我们弟兄回天津举行了“家乡情”演出。那时怹已是七十一、二岁的高龄了，身体并不好，咳嗽痰喘很厉害，我和父亲住在一个套房里，我负责照顾怹，怹一人连演四天，我心里一直为怹捏一把汗，怕怹坚持不下来，但老爷子真给力！《龙凤呈祥》、《击鼓骂曹》、《辕门斩子》、《逍遥津》，场场爆满、座无虚席、掌声雷动！调门儿之高、韵味之美、表演之细，至今令人回味无穷。每场都是谢幕数次。散戏后，观众拥在后台两侧，等我父卸妆出来大家争先握手、道乏、祝贺、祝福！

 

　　有句老话叫“上阵父子兵”，1988年北京西城区和中央警卫团军民共建文化站，父亲率领我们哥儿几个在西单老长安戏院搞两天义演，戏码有《大·探·二》、《四郎探母》，头一天第一出是我演的《战马超》，第二出是父亲的《大保国》，我从《二进宫》接，当我唱到后面[三眼]时由于刚演完《战马超》，呼哧带喘嗓子干的快唱不下来了，救场如救火，父亲替我再次上台了，顿时掌声、欢呼声齐鸣！我边流泪边扶老爷子反复谢幕多次，台下的观众高声喊“老爷子好角儿！多多保重身体！”

 

　　现在有很多朋友一谈起老爷子的《三斩一碰》，仍然是津津乐道，说看完老爷子的戏总的感觉第一是享受，第二是过瘾。记得有一次我去看父亲演出《辕门斩子》，真是台上台下一台戏呀！导板一起，上下场门两侧挤满了人，他们是等待、是期盼、是欣赏、是满足。[三眼]未唱完，台下观众及舞台两侧演职人员已同时响起了数次的掌声，炸窝了！

 

　　其实正如父亲所说，怹在遵循老生演唱规律的同时，在节奏、韵味等个别地方略有调整，比如《辕门斩子》“见老娘躬身下拜”这一句，有紧有慢，有高有低，并加有半音，显得俏皮，同一般[三眼]比，既一样又不一样，没大变化又有小区别，其效果就焕然一新了。《逍遥津》中“父子们在宫院”这句导板的“父子们”三个字是用一口气完成的，凸显了人物此时此刻的悲愤、无助、无奈和痛不欲生之悽惨的心情，后来怹岁数大了在气口上略有调整。有一次父亲演《逍遥津》我去看戏，[倒板]还没唱完，掌声和欢呼声猛起，唱完[回龙]，观众的掌声持续了一个过门儿，当时我坐在台下激动得满脸泪珠……再如“二皇儿年岁小”的“小”字，这句拖腔居然长达20板，这绝不是卖弄，而是高派独有的特色，既不脱离剧情又非常具有剧场效果。记得父亲曾说《盗魂铃》之所以久演不衰，是怹将生、旦、净、丑各行当中能用的绝活在舞台上全部展现一番，如吹、拉、弹、唱无所不有，偶尔也将小曲来上一段，每次《盗魂灵》那段“叫张义”用[一字调]唱，能不炸窝吗？1976年录此剧怹没小嗓了，很多戏就让李慧芳先生了 。

 

　　1970年我被借调到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有一次父亲去看我在北京军区总医院演出《沙家浜》，看完戏父亲严肃地对我讲：“戏不能这么演，不要以为你扮相好、嗓子好就全对了，我们是京剧，不是话剧，京剧要有京剧的程式动作，现代戏也要讲究手、眼、身、法、步，要有人物，演郭建光就要把指导员的气质演出来。你有武生的功底，演杨子荣、李玉和这样的角色都很对工，可你为什么没把该有的基本功用上呢？”父亲几句话使我茅塞顿开，“好，我明天还有一场，一定按您的要求去演。”第二天父亲又来看戏，散戏后鼓励我说：“嗳！这就对了，戏就要这样演，有进步，还要继续努力……”父亲的眼睛就是尖锐，台上这点事一眼就能看到根子上，真令我折服。怹浑身是宝，给予晚辈的启迪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深深体会到一个演员时时离不开前辈高人的指导与教诲。

 

　　不知是血缘关系还是艺术偏爱，我每排一出新戏，首先是要把老爷子唱腔的风格体现在其中，比如《点帅破阵》、《九江口》、《潇湘夜雨》、《刘罗锅》。包括王怡演出的《花木兰》，剧本是重新改编的，唱腔、动作基本上是我帮她设计的，剧中有两段用大嗓儿唱的娃娃腔就是以我父亲《斩黄袍》的唱段借鉴而来的，从那时起王怡也迷上老生了，遇机会就来段儿父亲的《辕门斩子》，遇见知音就用[正宫调]再唱一段《斩黄袍》。

 

　　今年上半年我看到一段视频，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唱《打渔杀家》中“父女打渔在河下”一段，唱腔跟我父亲如出一辙，连气口都一样。我仔细一看，呀，原来是父亲当年情同手足的上影艺术家舒适先生，一霎时几十年前的光景呈现在眼前，那时我父亲和电影艺术家舒适、刘琼、崔嵬、谢添先生等很要好，这些好朋友经常到我们家聚会，并和我父亲一起打篮球，还经常参加正式比赛，我记得父亲叫舒适先生“阿舒”，怹叫父亲“三哥”。现在屏幕上的舒老除了头发白了，仍然神采奕奕！

 

　　父亲很好客，家里经常是宾客满堂，除了行内朋友，上官云珠、骆玉笙、侯宝林、庄则栋先生等还有歌舞剧院的几位艺术家也常来家做客，我母亲烧得一手好菜，邻居说“好像你们家老过年似的”，有时门口停着几十辆自行车、摩托车把胡同堵的水泄不通。提起摩托车，那可是父亲的一大爱好，1956年左右怹从捷克带回一辆摩托车，那时北京总共才有十几辆，所以交通警对怹印象都很深刻。父亲骑摩托在大街上，只要在路口遇上交通警，一定会边招手边点头示意，而且怹车技很好，拐弯时像摩托车比赛的那种程度，一侧倾斜的都快擦地了，真帅！文革期间家被抄了都没见怹怎样，唯独摩托车被抄让他心疼不已，那是怹的最爱。后来七十年代末我在报纸上看到日本摩托车首次在中山公园展销，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后，我们爷儿俩立刻动身赶至展销会，我给父亲预订了一辆铃木50，自己用转业费订了一辆铃木80，几个月后取车时爸爸那激动的心情无法形容，简直就像是个老顽童！

 

　　五十年代国家对待几位有造诣的艺术家很照顾，工资很高。1960年三年灾荒周总理号召减薪支援祖国建设，大家响应，虽有营养补助，生活还是明显紧张了，从文革抄家拿走全部积蓄开始，父亲就成贫民了，两个妹妹一个去北大荒，一个去内蒙，临行前父亲含泪说：“爸爸无能帮不了你们，对不起。”那时是父亲最无奈的时刻，心都碎了。十年后两个妹妹先后返京结婚生子，父亲看到全家团聚、子孙满堂的新气象算是有了些安慰。

 

　　父亲住的平房没暖气，要靠生火取暖，每到冬天怹冻的打哆嗦，几个儿子工作忙也各有所难，我们很早就劝怹把老房子卖了换楼房住，父亲一是舍不得，二是想自己百年后房子留给母亲。母亲是女强人，年轻时为和父亲结婚被我的姥爷赶出家门断绝关系，后来父亲成名了才逐渐恢复来往。母亲常年和父亲走南闯北，父亲在台上拼搏，母亲在台下辛劳。四十年代因战乱被困潍坊，那时怹已经怀有身孕，几经辗转后无奈将我二哥生在了蚌埠。妈妈人漂亮，还有文化，能写一手好字，多年来勤俭持家，相夫教子。1958年参加街道工作，后被选为街道主任，由于怹成绩突出，不但被评为模范，还进了中南海接受中央领导的接见。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抄家，当时父亲在北京京剧院被隔离审查，母亲险些被批斗，要不是王威良、董广田二位师哥代表中国京剧院来救驾，后果不堪设想，我至今念念不忘这二位师哥的深厚情谊！

 

　　1990年前后大难临头，父亲在医院二楼住院，母亲在六楼住院，我们楼上楼下跑个不停，好在哥们弟兄多还顶的住。当时父亲病得很重，双手不停的抖动，怹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儿子，看爸爸，嘿……”就这样了怹还对我说：“以后发了财，得做身蟒，死也要死在台上！”为不影响爸爸的病情，我只能在心中默默流泪。我问怹“想吃什么，吃螃蟹吗？”怹顿时眼一亮，“有吗？”“有！您等等我就取来”。晚九点我从明珠海鲜端来了蟹放在怹眼前，父亲顿时手就不抖了，吃得是干干净净，熟练程度不减当年。没想到几天后竟出了院，病好了！从那时起父亲一见我就对我说：“四儿，听说你又要摆桌，不要浪费，半桌就行。”老头儿真可爱！过了些日子母亲做完手术也出院了。

 

　　1992年前后，一天上午我回家，母亲说怹半边发凉，当时我赶紧扶怹去医院针灸，结果没治好当时就半身不遂了，我背怹怹还不好意思，动员半天才让我背走，回到家怹不顾自己的安危，首先想的还是父亲，轻声对我说：“四儿，我觉得你爸爸身体不乐观，给他做做准备吧……”过后我按着母亲的要求给爸爸将后事备齐，放在了立柜中。一对历经六十余载的患难夫妻，直到晚年仍是相濡以沫，放不下对方。

 

　　1994年冬，由于母亲身体不好再也无法照顾父亲了。一天，我送父亲去妹妹家过冬时怹怎么也不走，我再三请求之下，夜里11点怹才同意走，临行前看看半身不遂的老伴儿，看看四周的房子才恋恋不舍，缓慢的出了家门，好像在说“永别了老伴儿，永别了家……”后来我分析怹当时可能已预感到再也回不来了……怹的一生，任是天塌地陷扛得住，风吹雨打不弯腰，可再硬的汉子到了晚年也怕妻离子散，天人相隔。

 

　　春节大年初五那天怹去了就再也没能再回来……

 

　　根据父亲一生做人做事的态度，我们弟兄经过母亲同意，追悼会仪式从简，但没想到那天还是从四面八方来了很多喜欢怹的朋友、戏迷、观众，有几百人之多。后来朋友们回忆送父亲走的那天，场面隆重、壮观！

 

　　对于父亲的离世，老人们说怹过年时走是叫你们年年想着怹，别忘了怹，1998年母亲也随父亲而去。从此，年年阴历初五、清明，我都要去墓地探望父母双亲，以慰思念之情。父母走后，哥儿几个虽然每年有聚，但父母健在时那个子孙满堂的家却永远没有了！

 

　　时至今日，父亲去世已二十年了，可我无一日不思念怹老人家，我觉得父亲的身影始终就没有离开过我，每次演出似乎都有父亲在做监督，演父亲的戏时我绝对按怹的要求一字一板的认真对待。我这半辈子始终遵循着父亲的谆谆教导，每当人们说我像老爷子的时候，不但是对我的鼓励，我想也是对父亲在天之灵的一个安慰！

 

　　父亲怹老人家生前唯一希望的是能够看到三个儿子联合起来，为京剧体制改革做一点尝试，为京剧事业创造出一个新局面，遗憾的是，爸爸没有等到这天的到来就驾鹤西游了！

 

　　如今六个子女都能安度晚年，父母在天之灵多高兴啊！